一、中药起源

“神农尝百草始有医药”的传说，是关于医药起源的概括。早在远古时期，我们的祖先在“巢栖穴集，毛血是茹”的生存竞争中，通过不断实践，逐步积累了一些疗伤治病的药物知识。如误食大黄引起腹泻，吃了瓜蒂引起呕吐；有时食用了某些植物（如生姜）而使呕吐得到缓解。正是这种口尝身受的生活体验，使人们知道哪些植物对人体有益，哪些植物有毒害作用，并学会有意识加以利用。我国先秦时期的《山海经》，就有治疗痈疽和防疫的药物的记载。《史记纲要》中出现的“神农尝百草，始有医药”的记载；《淮南子·修务训》中关于“神农尝百草之滋味，水泉之甘苦，令民知所避就，当此之时，一日而遇七十毒”的记述。其实神农代表的是古代先民，而尝百草的传说，体现了劳动人民在与自然和疾病的斗争中孜孜以求的探索和实践精神。

一、中药发展的历史阶段

1古代本草源流

秦汉时期，是我国医药创立的启蒙阶段，当时的药物专著已达100多种。其中具有划时代意义是成书于东汉的《神农本草经》，既是先秦时期药物利用的总结，又开创了后世本草源流的先河。该书载药365种，其中植物药252种、动物药67种、矿物药46种。

《名医别录》是汉魏以来医家在抄录《本经》的过程中，陆续增补编辑而成。成书约在东汉末年和三国之际。该书新增药物365种，同期还出现了署名本草，如《李当之本草》、《吴普本草》等，这些著述较多地增加了药物形态及鉴别特征。

魏晋南北朝时期，由于西域南海诸国药物大量输入，药学知识与用药经验又有了新的积累。公元500年，著名医药学家陶弘景编撰了《本草经集注》，全书7卷，载药730味。该书首创药物按自然属性分类的方法，改变了早期“三品混糅，冷热舛错，草木不分，虫兽无辨”的粗糙分类方法。

唐代的兴盛自然促进了医药的发展，公元659年，由国家组织苏敬等编写的《新修本草》（又称唐本草），全书54卷，载药850种，此次编撰本草是政府行为，唐本草的问世可以说是世界上第一部药学法典。该书以实物进行描述、绘图，具有较高的学术价值。其后，陈藏器的《本草拾遗》，五代韩保昇的《蜀本草》等都对唐本草作了增充和辩误。

宋代印刷技术的进步，使本草书籍的出版创造了有利的条件。北宋初年（公元973—974年）以《新修本草》为蓝本，官方先后组织撰修了《开宝详定本草》和《开宝重定本草》，并用雕版印刷，结束了手抄本草的历史。嘉祐2—5年，又出版了《嘉祐补注神农本草》，载药1082味。嘉祐6年在普查基础上，由苏颂编辑了《图经本草》。这是一部影响较大的本草著述，为后世考证古代本草药物品种提供了借鉴。

宋代另一部重要的本草是唐慎徵编著的《经史证类备急本草》（简称《证类本草》），全书33卷，载药1558种，每药附有图谱，这是集北宋以前本草之大成，为承前启后的传世力作。

金元时期张元素著《医学启源》完善了中药升降沉浮理论。张氏在其《珍珠囊》一书中倡导归经学说，提出“辨药性之气味、阴阳、厚薄、升降、浮沉、补泻、六气、十二经及随证用药之法”，由此开启了药性的讨论。

明代伟大的医药学家李时珍通过广泛的社会调查和临床实践，历时27载，终于在公元1578年完成了鸿篇巨著《本草纲目》的编写。该书52卷，载药1892种，改绘药图1160幅，附方11096首，被誉为16世纪中国的百科全书，是我国本草史上最著名的集成大作。

清代药学家赵学敏于1765年编著了《本草纲目拾遗》，新增药物716种。同时对《本草纲目》错误之处进行了订正。此时期较有影响的本草著述还有汪昂的《本草备要》，吴仪洛的《本草从新》。注疏《本经》的代表作有邹澍的《本经疏证》，张璐的《本经逢源》，张志聪的《本经崇源》等。

在本草学发展的漫长历史过程中，除了历代药学著述外，还涌现出了诸如炮制、食疗、药用植物等专业性本草著作。如中药加工炮制专著有刘宋时代雷斅的《雷公炮制论》、李中梓的《雷公炮炙药性赋》、陈嘉謨《本草蒙荃》、缪希壅《炮炙大法》、张叡《修事指南》等。食疗方面有唐代孟詵的《食疗本草》、陈士良《食性本草》、忽思慧《饮膳正要》、李杲《食物本草》等。植物学方面有晋代稽含《南方草木状》、明代李中立《本草原始》、清代吴其浚的《植物名实图考》等。

2近代及建国前中药状况

鸦片战争前后，西医药逐渐进入我国，中药独撑门户的局面被打破。但从国内医药市场看，虽然外国教会在中国开办医院、诊所、药厂，建立西药房，但国内药品销售仍以中药为主，经营的药材达500多种。民国初期，中药材出口量较大，1912年和1913年《中国年鉴》记载：1906年—1910年，每年中药材出口价值为200—400万港币；1917年—1920年，中国销往香港、澳门、泰国、南洋各国及朝鲜、日本的中药材，平均每年价值340万港币。

鸦片战争后，由于外国列强的侵略，国药受战争影响较大，抗日战争时期，因交通阻塞，中药运销和出口中断，中药材的产量直线下降。以东北为例，抗战爆发前，人参、鹿茸、细辛、五味子、防风、木通、黄芪、甘草等49种主要中药材年产量为8000—11000吨；抗战时期，年产量下降到6000—6500吨；抗战结束后，年产量持续下降为1100—2500吨。国内百业萧条，药材经营惨淡，药店纷纷倒闭。以北方药材集散地祁州（安国）为例，当地原有中药店1500多家，抗战期间仅剩70家。鸦片战争以后的百年间，内忧外患，中医药的发展受到严重阻碍，解放前甚至濒于被消灭的境地。

3新中国中药发展

我国古代中药一脉相承，以本草为载体不断推陈出新。新中国建立以来，中医药得到前所未有的迅速发展，传统的本草学已分化为系统的学科体系和大量的教材及专著，如广泛应用的《中药学》、《中药鉴定学》、《中药炮制学》、《中药制剂学》、《中药化学》、《中药药理学》、《中药栽培学》、《药用植物学》、《生药学》等。上个世纪60年代前后，全国部分地区开展了资源调查，并整理出版了地方性中药志、中药手册，如《四川中药志》、《陕西中药志》、《湖南药物志》、《江苏药材志》、《广西中药志》、《新疆药材》、《辽宁药材》、《河南中药手册》、《湖北中药手册》、《甘肃中药手册》等。在此基础上出版了全国性专著《中国药用植物图鉴》、《中药志》、《药材学》等。

20世纪70年代初期，形成相当规模的中草药群众活动，全国许多省区开展普查，发掘民间药用资源和药方，编辑出版了一些中草药书籍。这一时期有代表性的著述是《全国中草药汇编》，分上、下册，共收载中草药2300种，收录植物和动物彩图1152幅。另一部有影响力的专著是《中药大辞典》，收载药物5767种。1984—1995年开展的中药普查，是建国以来时间最长、规模最大、成果最为显著的一次全国性中药资源普查。据统计，我国有各类药用资源12772种。

新中国中药发展更重要的体现在中药产业的形成与发展。建国以来，经过不断改革完善，我国中药行业已形成了中药材生产、中药饮片和中成药为标志的三大产业。中药为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的贡献率日益提高，为我国人民的康复保健发挥着不可替代的作用。